桓與麵甜蜜ㄉ家

 四大迷思
最常見的爭議，或許可歸納為四大迷思：

迷思一：「我們都是這樣被打大的，如今不是也好好的嗎？」

根據《天下雜誌》調查，八成以上的父母贊成體罰。近八成的父母覺得，體罰是管教孩子有效的方法。多數的父母和老師，在「打的教育」中成長，不覺得「打」有什麼不對，「為什麼專家說的那些危言聳聽，沒有發生在我身上？」
美國密蘇里大學品德教育教授馬文．柏柯維茲（Marvin W. Berkowitz），特別釐清這種「賭注的心態」，他強調，心理學和生物學上的真理很少是絕對的，研究結果經常是機率問題。換句話說，你經常打孩子，這個孩子的心裡會受磨難的機率就會比較大。但你的孩子有可能毫不受損害嗎？是的，是可能的，但這是一場賭注。
「如果你賭輸了，你可沒有權利去承擔這樣的風險，因為你孩子的損失，遠大於你的損失。不要嘗試說服自己，那些會傷害其他孩子的言行事物，不會傷害到你的孩子，有些賭注和自我欺騙，是父母絕對不該做的。」馬文強調。


迷思二：零體罰入法之後，教師動輒得咎，會造成教師不願意或不能管教，放棄管教權，這將使得老師撤守，學生失控。

零體罰立法時，因為對「體罰」的定義不清，以及如何才違法沒有明確的標準，也沒有配套的教師輔導管教辦法，造成了學校內的寒蟬效應。「的確有些資深教師會覺得，現在小孩太難管了，如果連罰站都不能罰的話，不知道該怎麼管小孩，」桃園縣同德國中教務主任陳幸慧反應。
「之前有個判決，老師打學生一巴掌六十萬，當然老師打學生不對，但是當法官做了這個判決，讓老師不敢或不願意管教學生，學校做為教育最後一道防線的功能就癱掉一根柱子了，教師完全沒有反擊能力。如果今天學生打老師，學生只要到病床上一跪，老師就原諒他了。可是你有看過家長原諒老師嗎？所以我一直覺得老師是蠻弱勢的。」一位資深校長激動地道出教育第一線人員的心情和憂慮。
全國教師會諮商輔導處處長楊益風也無奈地指出，關於體罰標準的爭議，帶給教師極大的困擾，「我們贊成零體罰，但家長也要求我們管教孩子，請給我們一個清楚的標準。」
攤開爭議的核心，或許更應該釐清的，不是「怎麼樣才叫體罰」、「如何體罰才不違法」，而是「體罰，不等於管教」。面對零體罰時代，家長和老師需要找出更好的「管教」方法。
在立法前就宣誓全面禁止體罰的台北市教育局長吳清基清楚表示，「我不能接受因為不能體罰，所以品格教育、老師的教導就會大打折扣，如果老師還是要用體罰才能管教學生，那表示老師的專業能力式微。」

板橋地院少年觀護人、長期關注親職教育的作家盧蘇偉，也直指目前討論方向的錯誤，「目前討論體罰的命題根本是錯的，一直在討論老師可不可以體罰，弄成老師好像很愛處罰學生，看起來好像一直在爭取體罰。事實根本不是這樣，應該討論怎麼樣可以讓我們老師不需要用體罰的方式來解決問題。」

「當我們推動零體罰入法，是希望多建立一些正面的管教方式。其實沒有立法之前，已經有老師不需要棍子，他的教學經驗豐富精彩，我們希望零體罰後，多一點正面的例子出來，讓大家往正面思考。因為現在正面的例子不夠多，大家的思考模式就會停留在：『打人不行、那罵豬可不可以』，就變成在不好的當中，挑選沒那麼不好的。我們教育的目的，總不會一直在想如何罰，應該要想如何教。可不可以更有創造性，而不是將我們過去用過的方法，挑一個不會被制裁的。」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語重心長地解釋。


迷思三：嚴師出高徒、棒下出孝子，會體罰的老師才是好老師。

根據《天下雜誌》調查顯示，七成五的家長同意老師體罰，超過八成的家長也曾經為了管教而體罰小孩，顯示家長的觀念，仍然停留在「不打不成器」的傳統。而家長，經常是促成體罰的「共犯結構」。
桃園縣議員、也是家長會長的舒翠玲不避諱地說，其實很多會體罰的老師，都是教學認真負責的嚴師，很多家長還千方百計的要把小孩擠進嚴格的老師班上。

「有些家長會跑到學校求老師打小孩，還有家長哭著求老師說，『你不打，我要怎麼辦？』」一位中學主任無奈地說。
積極推動零體罰的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史英一再強調，許多大人認為疼痛可以增加理解，畏懼可以造就德行，其實都是謊言。體罰只是將「強者對付弱者的方式」複製給下一代。

全國家長聯盟祕書長陳松根分析，整個台灣社會的教育教養觀，還處於戒嚴時期的「訓練觀」而非「教育觀」。訓練，在乎達到目的，過程不容懷疑。有效的「訓練」，需要透過高壓的手段，在封閉的環境中，提供答案，用賞罰作為工具，讓孩子達到目標（升學）。
仰賴高壓、負面懲罰的效用，使得我們教養出「被動的下一代」。

教育部訓委會主委柯慧貞舉例，曾經有老師說，他不得不體罰學生，因為學生反應，如果同樣做一件事，做得不好的學生沒有受到處罰，那做得好的學生就會抱怨，也乾脆不要做了。
「這後面反應的觀念是什麼？學生做一件事，只是為了不要被打、不要被處罰。這樣的影響是什麼呢？我們的孩子，做很多事並不是主動的，而是基於害怕。使得我們培養的孩子，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，而是你要我做什麼我就做，不知道自己的長處，也不知道自己要學習什麼。孩子的學習是被動的，是因為怕被處罰或被打，」柯慧貞憂心地說，這樣的教育觀，無法培養出主動積極、有競爭力的未來人才。

專家學者一致指出，提供正面的學習動機、鼓勵孩子主動學習與探索，才是「嚴格」的教師和父母應該著力的方向。

迷思四：會體罰的老師都是壞老師，我們應該予以譴責制裁。

這是全教會理事長吳忠泰最擔心的「效應」。吳忠泰表示，對教師來說，零體罰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文化過渡，是整體社會文化轉換的過程。很多過往曾經體罰學生的老師，並不是出於惡意，或是壞老師，而是還沒有足夠的管教輔導知能，社會應該在過渡期提供更多正面案例，和管教輔導的培訓課程，幫助教師成長。
陳松根也認為，這是整個社會的文化價值觀的改變，把責任壓縮在一個老師身上，並不完全公平。
解決方案

為了解決教師的疑慮，提升校園內輔導管教的知能，教育部和各縣市教育局，都已經開始積極準備更多「正面管教」的培訓與宣導課程。四月初，訓委會將釐清體罰定義，並訂定輔導管教辦法，提供更多正面管教的範例。
相關民間團體也分擔了教育與培訓的責任。例如人本基金會成立教師工作坊，推動班級管理的研習。全國教師會也特別舉辦「面對零體罰」研習營，引進加拿大衝突解決學院所研發的「中性第三者」課程。計劃培養五十名種子老師，推廣不體罰的管教方式。

吳忠泰解釋，所謂「中性第三者」，就是在學生發生衝突時，教師要扮演第三者的角色，客觀看待衝突的根源。如果是師生間的衝突，教師也不要裁判兼球員，妄下判斷，而是要將問題轉移給輔導老師或校方。「老師不是萬能的，承認自己沒有立場解決，並不可恥，反而是專業的展現。」吳忠泰說。

巧婦難為無米之炊。徹底推動校園零體罰的配套措施，需要提供更多的專業輔導人員介入，這卻是目前教育現場極為缺乏的瓶頸。「目前班級還是過大，老師授課時數過高、負擔太重，責任也過重，」宜蘭縣復興國中校長陳志勇反應。
在美國或先進國家的中小學，每班不僅有導師，更會配置心理師或輔導師。吳忠泰強調，如果教育行政當局無法增設輔導教師的人力，就必須降低授課時數，讓老師有更多時間與耐心輔導學生。

家長站起來

零體罰時代的來臨，光靠校園與教師的改變，仍不足以竟全功。家長的角色與態度，更是舉足輕重的關鍵。
全教會處長楊益風舉例，各界都推崇北歐的做法，但他們的社會支援體系很完善，當老師遇見學生不寫作業時，老師可以立刻打電話通知家長處理，如果家長不負起督導責任，家長可能會接受處罰，最嚴重的情況，可能被剝奪親權。「我們的社會做得到嗎？」楊益風反問。

苗栗竹南國中訓育組長黃旭君觀察，家長如果願意配合，很多案例是不需要動用處罰的，「通常孩子出了問題，學校會通知家長，家長如果願意解決的話，很快就能解決。但有時就是家長不配合。多數的狀況下，如果家長和老師，孩子的主要教養者彼此理解，站在同一陣線，孩子的管教是容易達成的。」

如何管教小孩，家長本身也需要成長與學習。輔導犯罪青少年的盧蘇偉強調，孩子需要不斷的經驗去教導他什麼是對的，而不是懲罰他什麼是錯的，「孩子做錯了你打他，這在我們輔導裡面效果是很差的方式。因為他產生跟人的連結和制約，我做這件事情的時候，警察不在就可以做，父母不在就可以做，而不是發自內心的自律。」
根據世界的立法趨勢，校園零體罰的下一步，就是家庭零體罰。但這一步並不容易。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理事長蕭慧英指出，愛不是體罰的藉口，過去在體罰這件事上，老師和家長是共犯，既然家庭零體罰立法是遲早的問題，家長在觀念上也必須調整。為此，全家盟於四月份發起「愛你一輩子」守護團，邀請洪蘭、曾志朗等人擔任宣導大使，邀請全國家長一起參與成長，學習如何當個好父母。鼓勵家長用「正確的方法」，「愛小孩本來的樣子」。
建立不打小孩的「零體罰國度」，立法之後，才要開始更努力。~摘錄~海闊天空教育網站